26) 友谊，真新鲜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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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我碰到了沈昕。

系里只有两位亚裔教授：正教授袁方和助教授沈昕。美国人称呼他们fang和xin。中国同学都直呼他们全名：袁方、沈昕。刚来时我觉得别扭，且不说他们是教授我们是学生，单看在他们比我们年长的份儿上，直呼大号也不合适啊。可教授们不停地给我们灌输平等观念：你们博士生是我们的同事，不是学生，咱们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意思就是，我们直呼你们的名字，你们也可以直呼我们的名字，用不着叫某某教授或某某博士。既然称呼他们袁教授沈教授太见外，又不好只叫他们“方”啊“昕”啊，就只好直呼全名了。

沈昕跟我同一年来b大，我来读书，她来工作。入学欢迎宴会开始前我们聊过几句。互报了姓名后，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东北人，在bj上大学，毕业后又在bj工作了几年，她说她家在bj。我们才说到这儿就被招呼坐到不同的桌子去了，那天之后再没找到机会交谈。后来每次在路上碰到我们都会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嗨，你好，早晨好，再没说过第二句话，我估计她根本不记得我的名字。我一向不喜欢主动跟人套近乎，可能她也一样。

在满是陌生人的机场大厅，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一起。排队办理登机手续时，我们聊了几句新奥尔良的天气预报，紧接着她说bj今年的雪少，这几天很冷，这么干冷的天还要持续几天。随后她问我喜欢bj的哪种小吃。我说我在bj待了几年，到最后都吃不惯驴打滚艾窝窝，只喜欢豌豆黄，豆汁试过一次，那味道，差点吐了。她笑，又问我有没有吃过炸灌肠儿和卤煮火烧。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猛然想起我曾跟周密在小店里隔着小桌相对而坐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吃同一碗卤煮火烧，我吃火烧，他吃下水。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忘记那些温馨的画面，此时想起顿觉得满心酸楚。我含糊地回到，嗯，吃过卤煮，没吃过炸灌肠儿，我不喜欢吃猪肠子。她咯咯咯地笑出了声，说：“糖耳朵不是耳朵，驴打滚跟驴无关，炸灌肠儿也不是猪大肠。”她饶有兴致地讲起街头小店炸灌肠儿的制作流程和独特的口感，还说她每次回bj必要去吃一次。

过去这两年，她没有刻意加入中国学生圈子，平时在系里也不出风头。我以为她跟我一样独来独往内向寡言，没想到闲聊起来，她竟然如此随和健谈。我很快便放松下来，也不再感觉陌生和隔阂。

她属于长相上没有多少特色、让人见过后很难记住的那类人。当然在我眼里，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类。这跟我的骄狂自傲无关，主要是我的观察力差，对相貌的记忆力也差。我最尴尬的是走在路上碰到有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而我却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一般来说，我见到一个人时，不会注意她梳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或鞋子。我通常最关心的是她说了什么话。如果她说了让我印象深刻的话，那么那些话和与之相联的表情和相貌便会存入我的记忆。否则，我很快便会忘掉这个人。我知道这个弱点不好，也想过要训练自己改进。有一阵子我特意仔细观察一些人的相貌着装并强迫自己努力地记住，但那些记忆却如同写在沙滩上的字一样，一个浪打过来，转眼就没影了。

也有例外。

一提到沈昕这个名字，我脑子里调出来的第一条信息是：她永远都穿白衬衫。多是纯白色的，偶尔也有暗色条纹或格子的；长款的、短款的；宽松的、紧身的；棉的、丝的、麻的，立领的、翻领的、无领的。天冷时她在白衬衫外面加件灰色或驼色羊绒开衫。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一向不注意别人穿着的呀。看来，我也有仔细观察并记住别人着装的能力。好像也不对。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这两年来我每次见到她时，她都穿着白衬衫，这个印象得以反复加深。另外可能的解释是，她穿白衬衫有种特别的气质，给我印象深刻。还有一种可能是，我早就在潜意识里留心观察她了，只不过不愿意承认而已。

今天她却没穿白衬衫，而是穿了一件浅驼色羊绒背心和配套的开衫，比平时多了一分女性的雅致。

“我发现你喜欢穿白衬衫。”我忍不住说。

“嗯，简单。”

“嗯，我也不喜欢在穿着打扮上费心思。”

她点点头，嘴角弯成一个弧形，眼里溢出笑意。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仔细打量她。她长得并不惹眼，但很耐端详，白皙的皮肤上有一些浅褐色雀斑。最吸引人的是镜片后面的眼睛，眼型秀美，目光真诚友善，说话时眼里时不时跳跃着亮晶晶的小火花，很有灵气。

“你的眼镜度数不高吧？”我问。

“嗯，不到二百度。”

“你的眼睛很好看，被眼镜挡上了好可惜。”此话出口后我有点不大自在。我一向不屑于恭维人，过去从未当面赞美过其他女人的容貌。

“谢谢。戴习惯了。”

我们要了挨着的座位。我靠过道，她坐中间。靠窗的中年男人一坐定便戴上大耳机和眼罩睡觉去了。我们俩则继续闲聊。话题不知不觉间转到各自的经历上。她在国内读完数学本科后，到美国读了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做了两年博士后。

我不由地感慨：“你走过的学校全都是顶尖的。你真是天之骄子啊！”

我这句话完全发自内心，坦坦荡荡，不是假意恭维也没有嫉妒情绪。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心态。从小到大，每每碰到比我更优秀的女人时，我体内嫉妒那个小怪兽总会噌地窜出来，拼命指点我寻找对方的缺点、弱点和不幸。以前我不愿意主动接近沈昕，个中原因除了我孤僻的个性外，难说没有嫉妒的成份。我非常讨厌那个小怪兽，可又躲不开它。我不可能去主动讨好让我嫉妒的女人，也做不到说违心的恭维话。这几年我有了一些进步，不再刻薄别人，但还是做不到主动夸赞别人。而今，在她友善真诚的目光下，那个小怪兽逃得无影无踪。太神奇了！真要感谢她，帮我松开了捆缚我心灵的一条枷锁，让我知道了我也可以发自真心地去夸赞另一位优秀的女人，我也可以有真诚坦荡的时候。这个意外收获让我满心欢喜。

“天之骄子？我肯定不算。我就是那种从小读书很用心的人，也会考试，所以一路上学都很顺利。”她的语气很诚恳。

“能到b大当教授，仅靠用心和会考试肯定不够。”

“你说的对。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我近来总在想，我来b大可能是个错误，我感觉我已经到了彼得定律的不称职层。”

这种话也能跟不熟悉的人说？尤其是同系的学生？她不怕被人嘲笑吗？不怕传到系里影响她的声誉和升职吗？我惊愕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原来像南茜那样直率的人并不少见。她们怎么都能如此痛快地跟别人说出难言之隐呢？难道我真的是个能让人产生信任感的好听众？

她接着说：“来咱们学校前，我一直信心满满，以为会有所作为。可这两年多下来，感觉像是撞到了坚硬的石墙上，怎么都冲不过去。我的长处是做计量经济学模型。读博和做博士后时，与教授合作写论文，我都是做模型这一块。靠着发表的几篇论文，拿到这份儿工作。开始独立搞研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实在缺乏创造力。”她神色黯然，顿了一下，接着说：“这条短腿……你记得木桶理论吗？”

我不再怀疑自己。她真的是在跟我说心里话，而且是实话，并不是虚伪做作的假谦虚。这份信任让我受宠若惊，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这是多么难得宝贵的感觉啊。我绞尽脑汁想要安慰她，“就算有条短腿，又有什么关系呢？几个人合写论文不是很普遍的做法嘛，每个人都可以扬长避短，分工合作效率最高。没必要非要自己独立写论文吧？”

“在一般学校可以，但在b大不行。你看咱们系的教授，尽管平时多是与人合作，但没有谁是不能独立搞研究的。而且在这里，创造力是首要的能力。”

“你才来两年半。独立需要一段时间，挖掘创造力也需要时间呀。”

“时间解决不了创造力的问题。我以前做模型，只是在巧妙地走老路而已，论文的卖点都是其他合作者的新奇想法。现在我希望能做出有创意的新模型来，或按着自己的兴趣做些新东西出来，却找不到突破口，总是在老圈子里兜来兜去。”

她语气中流露出无奈和沮丧，这熟悉的感觉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刺激我更加迫切地想要安慰她，或者应该说，是安慰我自己，“会有突破的。我一年级上微经课时感到特别吃力，好多次都觉得神经被抻拉到了极限，这不也挺过来了嘛。自己以为到了极限，坚持一下，就会发现那不是极限。真正的极限比预想的要远。”

“能被超越的极限不是极限。真正的极限是突不破的。”

“怎么知道真正的极限在哪里呢？”

“经过多次努力都闯不过去，就到极限了。”

“怎么知道努力的次数够多了呢？一千次不行，也许一千零一次就过去了呢。咱们小时候不总说，愚公移山，滴水穿石，铁杵能磨成绣花针吗？”

她苦笑道：“天赋有高低，不是靠勤奋努力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直到最近才想明白。承认这一点挺痛苦的，但这是事实。”

她的苦闷传染了我。未来我恐怕也要面临同样的压力。这两年来我心底滋生出想当教授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倒不是我有多么热爱经济学，或者多么热爱研究和教学，而是这类工作最适合我怪僻的个性。教授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这份自由对于我这个不喜欢受人管制讨厌被人呼来唤去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更何况，在校园里，我可以不在意穿着打扮，不必强求自己要如何待人处事，不必委屈自己去阿谀奉承拍马屁。不过，我也明白，我不能只要这个工作的好，而低估它的艰辛。同学们经常调侃学术圈publishorperish。当助教授的压力肯定比当学生时大多了。到那时候我能挺住吗？

空姐推着饮料车过来，我要了杯橙汁，沈昕要了杯水。

“嘎嘎，就是我儿子，”她的语气轻松起来，眉目舒展，“每次坐飞机都要可乐。他平时喝不到，就不肯放弃飞机上的机会。反正只是偶尔为之，我睁一眼闭一眼不管他。为了喝可乐，他总惦记着要坐飞机。”

“他叫嘎嘎？”

“他刚开始学说话，吐字不清楚，把自己叫成嘎嘎，我们也就跟着这么叫了。”

“他多大？”

“三岁。”

“你这么忙，嘎嘎平时都是爸爸带吗？”

“他爸爸在bj工作，每年只能回来几次，不过我们寒假和暑假都会回国去住。今年例外，我要来开这个会，他爸爸就过来了。平时嘎嘎去幼儿园。我忙不开时，会请人看他。可惜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

我一时语塞。我想问，你先生是海归啊？你们两地分居，那不是挺危险的？你不担心不害怕吗？这样的婚姻怎么能维系呢？我也想说，你太不容易了，一个人带个小孩，还要做压力这么大的工作。但我把所有涌到嘴边的问题和想法都硬生生地憋了回去。犹豫了一下，我说：“哦，尽管你们离得远，但好在咱们寒暑假都长，加起来差不多五个月呢。”我很满意自己可以讲出点委婉的话来。

笑意在她眼中闪过，很明显她看穿了我欲言又止后面的心思。我觉得尴尬，脸有些发烧，心里暗暗骂自己，笨死了，想说句委婉话还弄得那么生硬，真丢人啊。

幸好她及时换了话题：“听说你上个学期休学回国照顾母亲去了。她现在怎么样？”

原来她早知道我的。

“肺癌，七月初过世了。”

她叹了一口气，“我懂得那是怎样的绝望和无助。”

“谢谢。”

“我初二时，爸爸得了脑癌，治疗一年后去世了。”

四目相望，我的眼里一下子溢满泪水，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雾。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刹那间被无限地拉近了。我们感受到了彼此内心深深的痛。同样的痛。共鸣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一下子轰开了我心里的一堵墙。猛然间我有了倾诉的愿望。

我跟她讲起妈妈治病的过程、我的哀伤和迷茫。系里有不少中国同学，可对于顺风顺水一路读书出来的他们来说，我的经历过于复杂，他们怎么可能有耐心听我倾诉？又怎么可能理解我的痛苦？跟美国同学更没法说，除了经历不同，还有文化和语言隔阂。而此时我感觉跟沈昕诉说是那么自然的事儿。她静静地听着，时而插问一句，时而附和一句，多数时候，她只是看着我，把她的同情和理解默默地传递给我。我一向抗拒别人的同情，觉得那是毁我尊严的事。但她的同情不一样。那不是肤浅的客气应酬，更不是高高在上的恩赐与施舍。她的同情是真诚的，是源于同理心的情感回应，是让我感到可以欣然接受的心灵抚慰。

飞机抵达新奥尔良后，我们到酒店办好入住手续，各自回房间放好行李，然后结伴去逛街。我俩一边慢悠悠地走，一边闲聊，在不同的话题间随意跳来跳去：系里的八卦、bj的风俗，嘎嘎的趣事、旅游中的见闻。原来和女性朋友在一起可以如此轻松愉快。这个感觉真新鲜、真美、真奇特。对我来说，真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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